一歲半以後，小妞已經很重了，她老跟著我上班，我的頸背已經挎不動兜著她的小布兜了。頸椎的勞損和疼痛越來越嚴重，貼膏藥、按摩都無濟於事。
我在想，怎麽安置她更好呢？
放奶奶家？或是外婆家？
都不是好的選擇。
我父母年近八十，看幼兒已力不從心；奶奶爺爺倒是年輕一點點，但是並不在行護理幼兒。那時，奶奶家在石景山區，外婆家在豐台區，而我們的小家在朝陽區，真是大調角，誰也不挨誰。
有時候，奶奶看我太辛苦，就在我上班的時候跑來幫我照看小妞；但畢竟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兩個小時的地鐵倒換公交，跑到我這裏上早七點到晚七點的寶寶班，也隻能偶爾為之。
思前想後，我決定還是要找托兒所。
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曾經買到過一本白皮兒的日本兒童文學作家黑柳徹子寫的《窗邊的小豆豆》，那時候它在中國還不是暢銷讀物，但我和妹妹都很喜歡，幾乎把書看毛了邊。我們都很迷戀那裏麵的巴學園——一所類似學前班的私立學校。
我上哪裏可以找到這樣一所學校呢？
要知道，一個偌大的北京城，找一個收養一歲半寶寶的托兒所談何容易！我到處查廣告，抱著北京黃頁挨個兒打電話給幼兒園，結果都是失望。
於是，隻好托朋友也四處幫忙問訊。在體育界有些關係的朋友黃葵正好家中有個比小妞大三歲的女孩，她幫我聯係了中國體育報社的托兒所，特別幸運，托兒所離我們家就四站地。
我迫不及待地帶著小妞倒了兩次公共汽車，到了那個家屬樓裏僅有兩個單元、不到八十平米的小托兒所。
一踏進屋，早有準備的心理還是有些動搖了。
黑乎乎的一層居室裏，幾乎沒有陽光，四五個兩歲以下的小朋友光著小屁股坐在尿盆上。他們看見一個媽媽模樣的人來了，都想起了自己的媽媽。一個光頭流鼻涕的小男孩開始咧嘴叫“媽媽”，其餘的孩子也表情可憐地準備哭嚎。鄉村大媽式的保育員表情僵硬地製止大家，“你們幹什麽？我看誰咧嘴！”看到這裏，我幾乎想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