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我的生日，11月5日，上午10點。
我躺在協和醫院冷冷的手術台上，胸部以下毫無感覺。
往脊椎注射麻藥的時候並不疼，也沒有讓我感到害怕。可能因為麻醉師英俊、高大的緣故吧。
麻醉劑像溫過的花雕酒一樣讓我的脊椎發熱，很快便有了醺醺然的效果。
然而，麻醉藥到底與酒的感覺不同，麻藥一瞬的溫熱過後是冷。
金屬的冷。
麻藥師一次又一次拿針試探我的痛感，偏偏我這時不住地哆嗦著，上牙磕著下牙，發出空洞而可笑的聲音。
我無法容忍自己像西瓜一樣躺在手術台上哆嗦。
但是，這樣的尷尬根本無法阻止。
回想早上，我**地躺在冰涼的帆布包裹裏，被男護士們抱上了手術床，女護士們推著我經過走廊，我的麵孔一定很不自然。
穿慣了衣服的我，被剝得寸甲不留，即使是裹了被單躺在帆布中，仍讓我覺得自己很像個光溜溜的海豚。
特別是護士們推著床經過走廊，在走廊裏，我看到了如同檢閱一樣的媽媽、爸爸，還有和小魚最親密的男生——她的爸爸。他們很想表現出平靜和輕鬆，讓我減少一些緊張；但是，我看到每個人的表情都很戲劇化。好像他們是舞台上的演員。
在我懷孕三個月的時候，醫生就對我宣告了必須手術的決定。躺在手術台上，我眼前既沒有電影裏醫生忙活著的緊張腳步，也沒有剪刀的哢嚓聲，我的胸部立著一個布簾，擋得我既看不見肚子上發生的一切，也看不見頭頂無影燈反射的醫生身影。
手術開始了。麻醉師的技術和他的長相一樣完美，我沒有一點痛感，好像躺在手術台上的不是我。醫生們有條不紊，像切西瓜那麽平靜。他們在交談著閑話：
“哎，你和他下班去哪兒……”
“待會兒你吃什麽午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