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稿總算寫完了。正如“緒論”所述，從2001年為參加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首次撰寫有關“中華民族”觀念的論文算起，已經過去整整十五年。其間，斷斷續續，一直在從事有關研究，並發表一些論文，但始終未能出書。非敢言“十年磨一劍”，實在是所研所論關乎甚大，頗感其難，追求全麵搜集資料、係統解決問題之外，複有戒慎之慮，遂不得不一再拖延、以至於今。另外，我向來興趣雜蕪、喜歡多題並究，沒能合理地安排好時間，這也是拙著遲至今日、方才得以正式出版的原因。
交稿之時，正值去年年關，出版社要完成預定計劃，頻頻催促，自個既須持守信用、又想辭舊迎新，隻好毅然舍棄一個原定議題，徹底交賬。交稿之後，又利用校對的機會，陸續有所增刪。
校稿之日，反複重讀《文史通義》，章學誠所謂“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的名論，竟久縈於心，難以釋懷。然懸鵠“經世”，對於吾輩書生，恐已成過高目標。能選擇一些重要的曆史問題，認真考述其過程，全麵揭示其真相，並努力做些誠實的思考，或不妨自我開釋可也。
如此放鬆之後，我最先想做的事情，就是真誠感謝那些學術上的同行。他們對於我研究這一課題，曾予不同形式的推動和幫助。其中，前輩學者有戴逸、張豈之、金衝及、楊天石、程歗、沃斯特（Donald Worster）、熊月之等先生；學長、學友和同事之中，則有鄧正來、雷頤、許紀霖、蕭延中、張鳴、村田雄二郎、緒形康、徐秀麗、方維規、鄭大華、王先明、馬克鋒、仲偉民、俞祖華、景躍進、王續添、程農、李帆、張昭軍、張越、談火生、朱滸、曹新宇、侯深、曹雯、李少兵、李喬、鄒小站、張永江、於逢春、楊思機、許小青、瞿駿、羅布、寶音朝克圖、丁超等學者。特別是張豈之先生，他老人家對於我的這一研究，長期勉勵、不斷指教，最令我敬佩感動。程歗先生和鄧正來兄對於我早期從事這一課題的研究，亦曾起到過寶貴的激勵、鞭策作用，令我難忘。遺憾的是，他們二位如今均已不在人世，我再也沒有機會請他們給予批評指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