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關於“中華民族”觀念，在國共兩黨之間是存在差異的。中共並不像國民黨中的蔣介石派那樣，追求實現一種當下的“單一性民族”的“民族一體化”，而隻是認同一種多民族平等存在與融合而成的“複合性”的一大民族共同體而已。這實際也是其至今依然堅持的政策和目標。正因為如此，對於國民黨的民族政策，中共便時常采取一種批評態度。如1943年，周恩來就明確譴責蔣介石以“宗族”視國內各少數民族的行為為“民族歧視”，指出：“蔣介石的民族觀，是徹頭徹尾的大漢族主義。在名義上，他簡直將蒙、回、藏、苗等稱為邊民，而不承認其為民族。在行動上，也實行民族的歧視和壓迫。”[126]由此可見其分歧所在。
然而在整個民國時期，中共的“中華民族”觀卻也並非一成不變。1935年前後的情況可以說就略有不同。大體說來，此前由於受到蘇俄和共產國際思想的更多影響，中共既注重民族解放鬥爭，更注重階級鬥爭，因此隻是一味強調國內各民族政治上的“國家”或“國民”一體性，對於多民族曆史文化的相關性和一體性尚重視不足，從而也影響到其對於“民族”共同體整體性程度的體認和表達。這一點，不僅表現在有關的民族政策上[127]，從中共文件對於“中國民族”和“中華民族”兩詞的使用中，也可以見及某種間接的反映。
“九一八”事變甚至1935年以前，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中華民族”和“中國民族”兩詞往往是交替使用的，且後者的使用還遠比前者為多。1935年前後，因受到日本侵華所造成的巨大民族危機的刺激，同時也鑒於“中華民族”一詞已在國統區輿論界較為流行和國共合作需要共同語言等原因，中共文件和報刊中對於“中華民族”一詞的使用才猛然增加，並逐漸成為習慣用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