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為那本《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撰寫“續編”，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劉景琳先生來約一本“文化尋蹤”性質的小書。我想到了明清之際贛南的易堂。“續編”中將有一組以易堂為分析材料的論文，寫作時曾為不得不舍棄一些生動的材料而惋惜。倘若沒有此次稿約，也就一任其被舍棄，這時卻有畫麵由記憶中浮出，一群三百年前的知識人，似乎隔著一大塊時空在向我呼喚。
不必諱言在長時間的“論說”之後，“敘述”對於我的吸引。“易堂”在我，是可供敘述的材料。或許隻是為了“敘述”，隻是不忍舍棄“敘述”，才終於想到寫這一本小書的。我也依然在尋求挑戰，包括尋找文體、筆調，尋找別種表述的可能性。隨筆這種較為自由的文體，自然有助於緩解“做學術”的緊張，將被“學術文體”篩除的零碎印象、感觸，搜羅拾掇起來。至於一再寫到易堂，並非出於“價值”方麵的估量。我確也不認為這一群體有何等重要；我的意圖不過在借此個例，打開某些被忽略的視域，使“明清之際士大夫”的豐富性得以展現而已。
有明一代，江右曾經是王學重鎮。贛州雖與泰州學派一度活躍的吉安相鄰，魏禧、彭士望對王陽明也備極傾倒，卻與王氏發起的思想運動以及上述思想派別沒有多少關係，與江右王學中人所從事的社區改良活動也無關。他們不在那一傳統中。因而本書所敘述的群體不但不具備思想史的、也不具備社會史的重要性。寫這題目，我的興趣仍然在“人”，在特定環境中人的生存方式與人生選擇，在那一時期士人的所謂“心路曆程”。易堂吸引了我的，毋寧說是其“表述”，尤其其中人物的自我刻繪與彼此狀寫。我曾由易堂諸子的文集中讀“言論”，這回則是讀“性情”、讀“行蹤”、讀人與人的關係。這一班士人的文集中，確也保存了較為豐富的可據以想象其人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