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回味起擔任茱莉亞學院院長的31年，心中總會對這個令人崇敬的學院以及職員產生一種敬畏感。在建院一百多年裏，茱莉亞學院和其前身，音樂藝術學院所存在的目的就是繼承和發揚傳統，並不斷創新，為世世代代的青年人傳授以藝術為生涯所需的價值和技巧。
茱莉亞學院在諸多方麵極大地豐富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環境。在我看來，如果沒有茱莉亞學院的存在，美國和世界表演藝術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局麵。
對我個人來說，在擔任院長期間，經曆了自身和專業上的成長、挑戰、成功和失敗，也經曆了許多賦予人生價值的人類情感和活動。我很榮幸並感到振奮能繼續與茱莉亞學院的教職員工們共同努力，以保障這一偉大學院的健康和成長。
1984年我申請這份職務時根本沒想到自己會成為這一令人敬仰的學院的領軍者。我當時覺得自己還太年輕（隻有36歲）經驗不足。僅僅是位巴鬆管演奏家 （倒不是說這有什麽錯，隻是前兩任院長——威廉·舒曼和彼得·曼寧都是著名的作曲家）。1983年秋，我剛被任命為辛辛那提大學音樂學院院長，與妻子伊麗莎白還有我們的兩個小孩在剛剛購置的新家過著甜美的生活。彼得·曼寧於1983年6月去世。茱莉亞學院的兩位教師茱莉尤斯·貝克（Julius Baker） 和德羅希·迪雷（Dorothy DeLay） 得知還沒有找到接替彼得·曼寧的人員時，就督促我申請這個職務。
我把申請程序當成一次學術演練來看待。首先優化了自己的簡曆，然後寫了一封信，主動對學院需要改進的地方提出建議。當我收到參加麵試的邀請時，真的以為他們把我作為後備人選考慮。但我還是為自己能夠參與這場角逐，哪怕隻有幾分鍾而感到一絲緊張的興奮。
我的麵試安排在二月中旬。而我父親卻於二月十六日與世長辭。他在20世紀80年代患上中風，後來元氣大傷。從此以後，再也沒能恢複到我所熟悉和愛戴的那個充滿朝氣和快樂的人。父親是20世紀最偉大的巴鬆管演奏家之一（曾任紐約愛樂樂團、克利夫蘭交響樂團、國家廣播公司交響樂團、大都會歌劇院交響樂團的首席巴鬆管演奏家），並在茱莉亞學院任教30多年。盡管我沒有接受過茱莉亞學院的教育，但我覺得師從父親演奏巴鬆管，從中對茱莉亞式教育也有所體驗。我與父親的關係非常親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