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1942年，陳寅恪為楊樹達的《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作序，寫下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肺腑之言：
先生少日即已肄業於時務學堂，後複遊學外國，共同時輩流，頗有遭際世變，以功名顯著者，獨先生講授於南北諸學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間輟。持短筆，照孤燈，先後著書高數尺，傳誦於海內外學術之林，始終未嚐一藉時會毫末之助，自致於立言不朽之域。與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見者，肥瘠榮悴，固不相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後世當有能辨之者。嗚呼！自剖判以來，生民之禍亂，至今日而極矣。物極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陰森慘酷之世界，而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喪斯文也，則國家必將尊禮先生，以為國老儒宗，使弘宣我華夏民族之文化於京師太學。其時縱有如夢之青山，寧複容先生高隱耶？然而白發者，國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應具，斯誠可嘉之兆也，又何歎哉？又何歎哉？[1]
明眼人不難看出，這其實也是陳寅恪的夫子自道，借表彰楊樹達而感歎時遇，寄望將來。作者本來悲觀情緒較重，於戰亂之中有這樣的美好憧憬，是以“天而不欲遂喪斯文也”為信念。國家但有安寧之日，理當奉此輩為國老儒宗，供於京師太學，以弘揚華夏文化。這不僅是對學術文化前景的期望，也是對國運興盛的祝願。
戰亂給中國造成巨大災難，學術漸上軌道的趨勢被打斷，出現停滯甚至倒退。不過，戰後的恢複與發展也並未完全如陳寅恪所寄望，國老儒宗依然不得其位。個中原因不能僅僅歸咎於戰亂。與楊、陳“同時輩流”，大都“假手功名，因得表見”，其肥瘠榮悴，顯然不同，難易得失，也極易分辨。然而正因為此，社會人心，風氣不正，則趨炎附勢，避難就易，適為凡人之天性，而非民族之理性。1920年7月，北京大學畢業而棲身政界的金毓黻在日記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