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專業方向是宋史。多年以來，我一直希望用一種更廣闊的視野觀察10—13世紀宋、遼、夏、金、蒙古的多元文化與多邊互動，理解第二個千年中塑造中國的複雜合力。統一的大唐帝國崩潰以後，在帝國舊疆之內各民族政權紛紜而起，迭代而興，相互對峙，各政權既有其自身特點，但在文化與政治觀念上又共享了許多漢唐以降的傳統。這些共享的傳統為重新整合統一帝國提供了資源。如果要構築一個中國近世的原點，那麽許多問題的追溯可能都會集中到第二個千年的統一帝國，這些包容性極強的帝國是由10—13世紀族群互動的複雜合力磨合出來的，為中國奠定了基本的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格局，直到20世紀前期，這種大格局在根本性的方麵基本沒有改變。胡適曾主張中國的現代階段是從1000年的宋開始的，我們可以進一步講，10—13世紀族群互動、交融形成的帝國是現代中國的開端。
理解這樣的曆史進程需要時間和空間的跨度，如果僅從某一政權或某一斷代（比如宋代）的角度，很難對這個時代做出準確的判讀。所以，學界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很早就倡導“大宋史”“貫通宋元”的研究路徑。從學生時代起，我就為這些激動人心的口號而振奮。然而，隨著在學術研究道路上的深入，我越來越發現憑自己的稟賦和學識，離這樣的目標差距尚遠。於是，目標變成了憧憬。既然是憧憬，也就自我減壓，憑興趣，走到哪裏算哪裏，能走多遠算多遠。憧憬裹挾著興趣，我自然而然地對民族交融的新史料充滿熱情，對展現多邊互動的新視角滿懷信心，但也苦惱於不能把這些“散點”突破整合成更具貫通性的敘述、普遍性的結論。有時我也自我安慰，或許根本沒有這種想象的貫通性、普遍性，對具體事件的描述本身已經可以透視時代的豐富內涵。但這畢竟不能從內心深處說服自己，我還是覺得每個時代都存在可以感知和表達的貫通性、普遍性，當然不一定就是現在熱衷討論的“認同”“身份”“性別”“建構”等概念。這不是說自己就很高明，超凡脫俗，其實這些概念我的文章中也在使用。道理很簡單，浩繁的史料總得找一條“線索”穿起來成文，最偷懶的辦法就是把這些“政治正確”的概念抓過來就用，連綴成文，看起來似乎還頗有“問題意識”。老實講，我是未能免俗，但一邊使用，一邊深表懷疑。我還是希望能表達出植根於本土，且符合時代語境的曆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