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國民教育會組織上是由拒俄義勇隊、學生軍演變擴大而來，精神上則是甲午戰後中外矛盾不斷激化，新知識群救亡振興熱情不斷高漲的產物。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的傳統士紳發生重大變動，從中分離出一個新的群體，它主要包括兩部分人，一是受西學東漸影響較深的開明士紳，一是國內外新式學堂培養出來的青年學生。麵對日益嚴重的亡國危機和變法自救的失敗教訓，目睹清政府的專製腐敗，他們通過日本學習西方近代社會政治學說，提出了各式各樣的救亡振興主張，其中之一，就是從明治維新思想家那裏改頭換麵搬來的“軍國民主義”。
“軍國民主義”的概念，由日本倒幕思想家的軍國觀與梁啟超倡導的國民觀相融和演化而來。[1]1901年11月，林獬、林長民等杭州日文學堂學生主辦的《譯林》雜誌，從第9期起連載長篇譯文《軍國論》，文章以歐洲近代戰爭為例，分析指出，戰爭勝負決定於綜合國力，近代國家強盛的原因之一在於全民皆兵。次年2月，蔡鍔（署名奮翮生）在《新民叢報》第1號上開始發表長篇連載《軍國民篇》，詳盡論述了在中國提出軍國民主義的原因和意義。他說：
甲午一役以後，中國人士不欲為亡國之民者，群起以呼嘯叫號，發鼓擊鉦，聲撼大地，或主張變法自強一議，或吹煽開智之說，或立危詞，以警國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國民之誌。未幾而薄海內外，風靡響應，皆懼為亡國之民，皆恥為喪家之狗。未幾有戊戌變法自強之舉，此振興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長江一帶之**，此奮發之自下者也；同時有北方諸省之亂，此受外族之憑陵，忍之無可忍，乃轟然而爆發者也。文字之力，不亦大且速哉！昔中國罹麻木不仁之病，群醫投以劇藥，朽骨枯肉，乃獲再蘇，四肢五內之知覺力，逐日增加。然元氣凋零，體血焦涸，力不支軀。……中國之病，昔在神經昏迷，罔知痛癢；今日之病，在國力孱弱，生氣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顛，肩之不能止其墜。奮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則中國其真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