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環境問題的日漸突出，生態研究也開始引起一些曆史學者的關注，曹樹基、李玉尚在最近有關鼠疫的兩篇論文中提出，社會轉型不僅是一個社會概念，也是一個生態概念，近代社會的變遷，本質上是一種生態上的變遷。[5]夏明方在評述黃宗智的過密化理論時認為，由於黃氏沒有將“生態係統”的分析方法貫徹到底，其理論還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如果能把環境或者說生態成本引入小農經濟成本收益核算體係之中，將有利於更加深刻地認識小農經濟的過密化，進而大力提倡從生態變遷的角度來研究近代中國社會。[6]這一視角的引入，無疑有助於更深入全麵地理解中國社會曆史。其實，從現代的眼光來看，疫病毫無疑問是生態成本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不過從曆史特別是比較早期曆史的情況來說，當時發生的疫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生態環境的變化而引起的，還有待做進一步的證實。在清代江南，瘟疫雖然主要還是由災荒、饑餓、某些不良的生活習俗以及社會整體上缺乏對瘟疫的控製機製等因素造成的，不過，人口與瘟疫之間極為密切的關係至少表明，由人口急劇增長所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比如過度開墾造成的植被破壞與水土流失、過量未經處理的生活垃圾對環境的汙染等，已成為產生瘟疫的眾多因素中的一個。除此以外，其他方麵的汙染更是對疫病的爆發帶來了直接的影響，比如在蘇州、上海等地，工業廢水汙染導致這些地區腸胃道傳染病的多發，嘉道以來，不斷增多的生活和工業用煤使得空氣質量下降，加劇了江南猩紅熱、白喉等呼吸道傳染病的頻繁出現。這表明，在清代江南，生態的改變對瘟疫的爆發、流行所起的影響日趨明顯，瘟疫已逐漸成為當時社會經濟行為所付出的生態成本中一項較為重要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