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水旱等自然災害常常是曆代農民起義的直接起因，所以在社會動**的年代，瘟疫的流行也自然會使人將此與社會的動亂相聯係。比如，鄧海倫在探討明末時疫時認為，瘟疫與農民起義間的關係，值得在以後的研究中加以考慮，盡管她並沒有發現這方麵的直接證據。[79]這一頗為新穎的觀點確實引人深思，不過經過具體的研究，筆者發現，結論可能不像鄧所預想的那樣兩者具有密切的關係，至少沒有直接的關聯。瘟疫發生後，人們或忙於祈神驅疫，或延醫診治，或舉辦喪事。而且，為了避免纏染，人們還往往會盡可能地減少外出，比如，康熙十九、二十年（1680年、1681年）的大疫中，無錫“民間盡室閉門”[80]。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蘇州疫情發生後，“夏夜即閉戶，鮮有乘涼者、鬥毆者。親友數日不見，則問安否？相見之下，惟談鬼神事”[81]。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金山張堰夏秋大疫，“鄉村白晝閉門，午後路人絕跡”[82]。在這種情況下，顯然缺乏舉行暴動的契機和精力。實際上，在文獻中，也幾乎找不到大疫之年因疫而發生動亂的紀錄。至於像東漢末年張角等人乘當時時疫流行、給人看病之機發展壯大太平道、發動起義的事實[83]，隻能說明時疫流行為他們發展宗教性組織提供了機會，並不能說是瘟疫導致了黃巾起義。我想這也正是清代國家對瘟疫救療不像對水旱等災荒的救濟那樣重視的原因之一。另外，曹樹基還指出：“萬曆年間的華北鼠疫大流行使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陷於停滯，崇禎鼠疫則在風起雲湧的起義浪潮中加速了它的傳播和擴散。明王朝是在災荒、民變、鼠疫和清兵的聯合作用下滅亡的。”[84]明末的農民起義加速了當時鼠疫的傳播和擴散，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不過，鼠疫是不是真的應該對明王朝的滅亡負責？如果是，又究竟在怎樣的意義上推動了明朝的滅亡？似乎仍有深究的必要。對這些問題的全麵探討，已超出本書的主旨，這裏想指出的是，對瘟疫這樣一個過去史學界甚少關注的事物，不能為了表明自己研究的重要意義而人為地誇大其影響，我認為，瘟疫對中國過去社會的直接破壞和影響，似乎並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