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清和王豐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清代中國婦女的生育率大大低於中世紀後期乃至近代早期西歐婦女的生育率。[70]較低生育率以及當時溺嬰風習的盛行[71]，在其他條件沒有變化的情況下，也就預示著人口的低度增長甚至停滯。然而，眾所周知，實際的情況恰恰相反，清前中期一直是公認的人口急速增長的時期。對江南來說，盡管李伯重近年提出，清康熙到道光年間，江南的人口是低速增長，增長速度基本維持在千分之三左右。[72]這一所謂的低速，與江南原本龐大的人口基數有關，就淨增長人口來說仍非常可觀，一定程度上乃是人口與經濟等在增長過程中固有的自然現象。不管怎樣，在清代，江南人口除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大幅度下降外，其餘時間一直保持不斷增長的態勢。由於這一增長不是由於高出生率而導致——相反出生率或實際的撫育率反而有所下降，那麽原因無疑就在於正常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對此，梁其姿曾解釋說：首先是飲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於種痘術的出現、推廣以及密集的民間醫藥救療網絡的存在；最後還因為衛生和嬰孩照看狀況的改善。對中國醫藥的作用，她認為隻“扮演了一個有限的角色”[73]。對近代以前醫藥作用的評價較低，並不限於梁，似乎是世界史學界的一種普遍的認識。麥克尼爾那本著名的論著，在有關19世紀以前疫病史的敘述中，作者關心的一直是人體與微生物之間所能達成的自然平衡，完全沒有注意傳統醫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說：
在18世紀以前，醫學專業對於人口統計所造成的衝擊，依舊微不足道。很少人能夠付得起相當昂貴的看診費用；而且就算是某些案例中，醫師的照顧果真起到起死回生的療效，還是有另一些相反的案例，即使最專業的醫療也未能改善疾病的演進過程，或是根本就有礙複原。基於這個原因，在本書前幾章裏，似乎沒有必要提到醫療技術及其沿革。隻有進入18世紀後，情況才開始扭轉；而且直到大約1850年後，醫術以及醫療機構才算得上是對人類存活率及人口成活率，造成大規模的差異。[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