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資源不僅指醫療技術，還包括醫療人員和醫療設施及醫學教育。在清代江南，在醫學水平日趨發展的同時，還出現了醫療資源社會化不斷加深的發展態勢，即醫療隊伍不斷擴大，醫療知識漸趨普及，醫療設施逐漸增多。這方麵的表現，除了前麵揭示的官方和社會救療設施和舉措日漸增多、民間自我醫療十分盛行等現象外，主要還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內容：
（一）醫藥知識的普及
清代江南文化教育相對發達，藏書豐富，印刷出版業空前繁榮，識字率也較以往有所提高。這就為醫藥知識普及程度的不斷提高準備了必要的基礎，特別是印刷業的發達，使各種醫書廣泛流傳成為可能。長期以來，醫是一種世代相傳的技藝，一些有效醫療手段同武術一樣常常秘不對外，於是產生了種種醫學秘籍、武林秘籍。在清代江南，這類醫學秘籍仍然存在，但大多已成為某些人利用世人這一心理借以取重的手段。比如，晚清的費伯雄在校刻一部據稱是秘本書時說：
或曰：宋有異僧者，寓杭之千佛寺，去時遺一囊，寺僧啟之，得是書，秘不欲傳。今尚有能世其術者。餘曰：唯唯否否，夫方技之書，類多托於畸人異士隱僻怪誕者，流神其說以炫人耳目。是書苟宋時人所作也，不應有棉花瘡雲雲……今春手錄定本，不敢自秘，爰授之手民以永厥傳。[62]
對這類醫書，當時的一些醫家認為有可取之處，往往會校正刊行。如：
《囊秘喉書》一帙，無卷數，俞養浩先生得之某氏。（光緒）辛醜冬，喉症盛行，迄於明年之夏，先生施藥之外，謀刊是書，以廣治法。 因其文義舛謬，方名怪特，一似鈴醫所為，爰命景華重加厘訂。[63]
當時，刊刻醫書已成為官府和社會開展疫病救療的重要舉措之一，一些醫家或善人往往將簡便有效的醫方刊刻分送，以補鄉間偏僻之處醫療資源的不足。比如，乾隆時，常州的“王君某善醫，其治藥精最於他醫，病飲者多愈，求之日益眾。乃悉采古方，傳以自所製合和諸良藥，以應求者。複以方名部分之詳列引，使梓行於世，而請餘序……王君之書，懸藥以待病，病者揣而自求之，得大凡耳”[64]。又如，蘇州著名善人謝庭蕙，在道光年間，“承其先誌，孳孳不倦。患窮鄉僻壤不能求醫藥，心竊憫之，因集古傳良方，試之有效者，輯為二卷行世”[65]。“人試之輒驗，以故不脛而走，數年間，翻刻至四五處，同治遞有坿益，君亦隨時續輯，積十年又成帙。鹹豐壬子冬，並前書合刊之曰《良方集腋合璧》”[66]。在清代，一些比較重要的醫籍往往一刻再刻。比如，吳瑭的《溫疫條辨》有44個刻本，王士雄的《溫熱經緯》曾22次付梓，戴天章的《廣瘟疫論》和《瘟疫明辨》[67]分別刊行20和23次。[68]而且印數還不在少數，如慈溪的童寄梅，“好刻醫書，如《達生編》、《驗方雜編》，摹印萬餘本，行於人間”[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