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疾病醫療史的學習與摸索不覺已有五個年頭了，五年的時光，在學人的一生中，大概也可以算是一段比較完整的學術經曆了。然而對我來說，總覺得自己步入這一領域不過是眼前的事，對此的探索也才剛剛起步，回想起來，當初是懷著“發現新大陸”般的興奮和濃烈的興趣開始這一學術旅程的。歲月流逝，興奮早已湮沒在時間的隧道中，但興趣卻有增無減。與人之生老病死直接相關的疾病醫療這樣人類生活中的重要內容，被我們的“曆史”實在塵封得太多太久，任何一個小小的問題，似乎都可以激起自己對以往人類生活經驗和生命存在方式的深思和探索欲求。疾病醫療自然遠不是人類曆史的全部，但無論如何，這一直指生命的論題不應總是曆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太多的未知數的確讓我當時一心想探個究竟，但麵對這一前人甚少涉足的跨學科論題，困難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我一直學曆史出身，對中醫學和現代西方醫學均是外行；其次，因為是新領域，在研究方法、研究構架以及資料線索（恰恰這方麵記載少而零散）等方麵都比較缺乏可資借鑒的成果；再次，古代的疫情本身就是一個有趣卻困難重重的問題。這些實實在在讓我感到前途荊棘叢生，但最終我還是義無反顧地堅持下來了，並有了現在這樣的結果。顯而易見，在醫療社會史領域中，本書隻是一個初學者的探索和嚐試，不免稚嫩和粗淺，但我仍真誠地（或許也是天真地）對她抱有期待，期待她能引起學界對該領域多一些關注和投入，同時也期許自己能以此為起點，做出進一步的探索。
本書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幾度刪改而成的，我已無法梳理清楚個中包含著業師馮爾康教授的幾多思想和心力了。先生向以功力深厚、學問嚴謹紮實享譽海內外，同時，他也從來不缺乏對理論和國際最新學術動向的關注和深刻領悟。如果沒有先生對境外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及時引介和對筆者探索新課題的積極鼓勵，恐怕很難想象在時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我會有將一個自己幾乎完全陌生的論題作為博士論文選題的願望和勇氣。不知不覺中，跟隨先生左右已經整整八年了，回想當年之所以從生養我的江南來到北國的南開園，似乎完全是因為先生學問的召喚。八年的耳提麵命，先生在為學與為人、學習與生活等諸多方麵給予我的實在早已多得無法盡述。在日常的交往中，我總是能感受到先生的慈愛與親切，但先生在學術上老而彌堅、老而彌新的孜孜追求和生活上近乎苛刻的嚴於律己卻又往往於無形中給了我一種威嚴與激勵，讓我不敢懈怠。在南開求學的日子裏，先生而外，張國剛教授、常建華教授、杜家驥教授和閻愛民博士等師長也給了我眾多的關心和教益，特別是常老師，以其不溫不火的方式和知無不言的精神，向我展示了明清史研究的瑰麗風采，並引領我在這塊領地中耕耘。不用說，自己任何點滴的進步，都是與以上師長的教誨和關愛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