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知識分子”書寫北京的作品的焦點也在不斷轉移。盡管由於不同時期作品內容上的交叉重疊，無法做出一個嚴格的分期劃界，這種轉移依然是清晰可見的。如果作一個粗略的劃分，這些作品可以劃分為三個主要的時期：20世紀10年代到20年代中期，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以及1936年到抗戰早期。
20世紀10年代到20年代初是以“新知識分子”在舊帝京積極（盡管有些時候是批判性地）參與建立新的民國都市秩序為標誌的。這些作家以西方城市為樣板，期望建設一種都市文明，並要求更為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機製。他們的作品主要涉及公民的權利和職責的問題。他們的個人經曆則成為對新民國城市公民職責現狀的更廣泛的社會學觀察評價的基礎。社會公平、城市管理，以及公共場所內的行為舉止是關注的重點。
民國共和的政治理想如何在都市生活中，特別是城市的公共場所中得以體現，是關注的重點之一。北京滿城靠撿煤核、乞討等為生的貧民曾使李大釗深感痛心，他認為這不是民國首都應有的狀況。[2]他還和陳獨秀一起抗議施加於遊行學生身上的政治暴力，主張允許在城市街頭和平示威。[3]周作人以自己與警察的遭遇為例，批判後者對市民的不法待遇。1919年6月5日，他在前門一帶遇到路過的騎警馬隊恐嚇路人。多少也是為了譴責政府近日對學生運動的鎮壓，周將這次經驗寫成一篇短文，批評“共和”與“法律的缺失”。他評論道：“我從前在外國走路，也不曾受到過兵警的嗬斥驅逐，至於性命交關的追趕，更是沒有遇著。如今在本國的首都，卻吃了這一大驚嚇，真是‘出人意表之外’。”[4]而對於女作家冰心，北京則是她可以展開慈善工作的地方。1920年12月中旬，她到京城各校為災民募捐，並深深為認捐者表現出來的新民國公民的社會責任心所打動。[5]在《到青龍橋去》一文中，她記敘了和一些軍人的相遇，驚訝於新民國軍人的禮貌和守紀。[6]對於她來說，理想的北京應該是一個包括軍人在內的所有人都同樣負責守法的文明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