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樸赫淳
緒論
20世紀40年代初對北京工商行會進行調查研究的仁井田升曾經指出，中世紀的歐洲和中國城市的最大不同在於中國城市居民的意識，也就是說，在於中國居民無法擺脫固有意識的桎梏而導致的自由意識的極度匱乏。對此，他形容說“城市的天空並不能使人自由飛翔”。他還將這一觀點與韋伯的“中國式城市等於大官僚傳統的根據地，不得自治的地方”之說聯係起來，來看待聯合意識下個體集團的利己主義和禁錮在那種意識裏的整個中國社會。
但是對北京地方社會的這種否定認識，到了近期開始有人從根本上進行反思。各種對北京社會的研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斯特朗新近發表的關於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社會的研究一文[2]。在這一研究中，他對20世紀20年代北京當地的政治力量對比進行了探討，將20世紀20年代新聞業的發展以及城市公共空間的擴大作為北京地方意識的中心內容提了出來，並認為這些說明了自治運動的發展。在文中，他進一步指出，這種自治運動沒有達到形成法定自治機關的高度，而且由於受到政府和新興的大眾運動兩方麵的擠壓，注定要以失敗而告終。雖然對此他下了終要失敗的結論，但至少這是對否認中國社會自治可能性的韋伯和仁井田升觀點的一種否定。
斯特朗等的公共領域論是有著合理性依據的。但是若說如此成熟的市民意識和自治活動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出現的話，為什麽20世紀30年代以後甚至直至今天也未能將這樣的市民社會繼承下來，卻仍是將其作為一個未了的社會課題遺留了下來呢？雖然斯特朗將這一民主主義傳統的繼承解釋為非製度的、“運動”的繼承，對不能稱為自治的這一傳統，他卻賦予了它自治的含義，結果不過隻是成了一個“邏輯遊戲”[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