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寫作，並不是在我原來的計劃範圍之內的，但是它的問題意識是我一直都非常關注和認真思考的。從事學術研究需要通過寫作來表達自己的思考和觀點，但不一定非要寫書不可。寫書不同於寫作。寫書需要大而全。寫作則是根據個人喜好，就某個有興趣的問題或主題，進行持續深入的鑽研和思考，並把它表達出來。寫書的章節是要求整齊劃一的，而寫作的文字可長可短，體例不在於統一。這與其說是我有意寫的一部書，不如說是我多年就近代中國宗教文化曆史問題的持續思考而寫作的一個結集。
20世紀80年代我在武漢大學學習時，蕭萐父先生總提起考察近代以來的中國思想與文化，都必須站在古今中西這個坐標當中。無論是考察人物，還是考察事件，或是考察思想與文化，都要從古今中西這四個角度來審視。尤其是對於近代曆史人物及其思想，如果隻知古不知今，或隻知今不知古；隻知西不知中，或是隻知中不知西，都與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是古今中西交匯點這個時代特征不相吻合。也就是說，對於這種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評價就不應當太高。拿陳寅恪先生借佛教用語“預流”來說明，真正的曆史人物應當是深入時代、參與時代和感悟時代，近代中國的曆史人物如果隻知古不知今，或隻知中不知西，或隻知西不知中，那就不能算是“預流”於近代社會的，自然算不上是大家，而像康有為、梁啟超、嚴複、譚嗣同、章太炎、孫中山、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曆史人物，都表現出鮮明的“預流”於近代社會的特征。蕭先生後來極力推薦我跟隨研究近代中國史的章開沅先生問學。章先生視野開闊，目光敏銳，思想活躍。他對以辛亥革命史為中心的近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研究，不僅表現在他對古今中西文化交匯點的近代特征的認識，也體現出他對經濟、政治、社會、思想、文化和宗教等同一時代不同層麵之間相互關係的深刻把握。這使我的這種古今中西交匯點的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意識在20世紀90年代追隨章先生之後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