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在世紀之初荷爾德林的信中，幾乎沒有一封信不含有各方麵不比他留下的詩歌遜色的語句。但是選集的價值並非它們的最高的價值。相反，它們的最高價值是其獨特的透明性，多虧它們的這一特性，這些樸實無華、無私忘我的信件為審視荷爾德林工作間的內景提供了便利。“詩人工作間”——難得比一種用壞了的隱喻更多——在此出現了其意義的轉變：對荷爾德林而言，語言性的工作——就是他拋棄後期詩歌創作熟練而精準的技巧所致力於的日常生活的通信往來——在那些年中不複存在。由此進入他即興寫作中的緊張關係就使得那些最不引人注目的商務信函——更別提那些寫給親近之人的書信——逐漸變成如此獨特的文獻，正如下麵這封給伯倫多夫的信這樣。卡西米爾·烏爾裏希·伯倫多夫（Casimir Ulrich B?hlendorf，1775—1825）[1]是庫爾蘭人。荷爾德林曾有一次對他寫道“我們同命運”（Wir haben ein Schicksal）[2]。隻要涉及外部世界與一種狂熱而敏感的情緒之間的關係，這句話就適用。雖然在詩歌方麵兩人間隻有極小的相似微弱地存在，但是下麵這封信所保存的居無定所、流浪漂泊的荷爾德林的形象痛苦而粗糙地在一份拉脫維亞報紙獻給伯倫多夫的悼詞中浮現出來：“上帝給予了他一份格外卓越的天賦。但是他患上了精神病，而且因為到處擔心人們想要奪走他的自由，所以在超過20年的時間裏四處漫遊，很多次徒步穿越整個庫爾蘭，有幾次也穿越利弗蘭[3]。尊敬的讀者……大概見到過他帶著裝著書的行李包在公路上漫步。”——現在，荷爾德林的信完全充滿著那些統治著後期頌歌的語詞：“故鄉”的與“希臘”的風格，“大地”與“天空”，“大眾性”與“心滿意足”。在那語言光禿禿的岩石已經到處暴露出來的陡峭山峰上，它們——等同於三角信號——是“最高的一類標誌”，詩人憑此惦念那些作為希臘世界的省份為他打開“心靈與生計之困苦”的國家。並非繁盛且理想的那個希臘世界，而是那荒蕪且現實的那一個，它與歐洲尤其是德意誌的民族性結成的苦難聯盟是曆史變化的隱秘，是希臘精神之實體轉變的隱秘，是荷爾德林最後的頌歌的主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