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堅定的目光和變革的意識在德國文學史論壇麵前曆來需要一個借口：年輕人或者天才。不具備這兩者中任何一個的人——像福斯特爾或者索伊默[1]那樣男子氣的而且嚴格意義上平淡乏味的人——從來沒有成為一個更勝於大眾文化的邊緣中朦朧之人的存在。顯然，索伊默不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但是將他與其他許多在德國文學史上占據顯著位置的人區分開來的並不是這一點，而是他在一切危機中無可非議的態度與他的堅定性，憑借這種堅定不移，索伊默——因為他當時曾被黑森的征兵者強行帶去軍隊——在脫下軍裝很久之後，仍在他的生活方式中隨時表現得像一位善戰的公民。就像在台爾海姆（Tellheim）[2]那裏一樣，人們定然可以在索伊默那裏很好地看到“正直之人”是怎樣理解十八世紀的。隻是在索伊默看來，軍官的名譽與強盜的名譽相距不遠，就像他的同時代人在《裏納爾多·裏納爾蒂尼》（Rinaldo Rinaldini）[3]中向強盜致敬那樣，以至於他在步行去錫拉庫薩（Syrakus）[4]的途中能夠坦言：“朋友，如果我是那不勒斯人，我就會身處這樣的**中：出於令人氣憤的忠誠去當強盜並且從對付大臣開始。”在這次徒步中，他克服了與唯一一位較為親近的女士之間的不幸關係所帶來的影響，他從未曾走近過這位女子，而她以一種傷人的方式招來了一位男子——就是下麵這封信寫給的那位——對其取而代之。他在描寫攀登巴勒莫（Palermo）[5]附近的裴洛裏諾（Pelegrino）時偶然敘述了這一克服是怎樣發生的。在大步前行中，他在沉思後把有著這位女士畫像的護身符扯了出來，這些年來他從來沒能與這個護身符分開過。但是當他手指尖拿著這個護身符時，他突然發現它已經破碎了，所以他將這個東西連同托座一起扔下了深穀。這就是這一偉大的、真正塔西陀式的、他在其代表作的這一位置上為其愛情豎立的銘文的動機：“倘若是從前我會跟在她的小肖像畫後麵跳下去；即使現在我還有可能會跟在原物後麵跳下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