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默爾·布羅德森 範丁梁 譯
據說，當卓有聲望的《新德國期刊》（Neue deutsche Hefte）之主編約阿希姆·君特（Joachim Günther）於1955年受蘇爾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之托，作為“真正的行家裏手”對剛剛出版的瓦爾特·本雅明的《文集》加以點評時，他對首先從作者的姓名入手知之甚少。看來，他完全不想把這位作者與那位他曾經（而且恰好是在一本德意誌帝國的雜誌上！）用盛讚的語調誇獎過其《德意誌人》[2]的德特勒夫·霍爾茲聯係起來。
這則逸事不僅表明在德語區重新引入本雅明的困難，而且也說明，人們極少想要把他的名字與“編纂性”的作品聯想在一起。當這樣的“選集”幾乎就不值一提時，在本雅明去世後對其著述的出版和接受中，人們曾與之相應地、更確切地說也就是冷淡地對待他的“選集工作”[3]。關於本雅明本人賦予最高意義並且因此獻出不少精力的一個創作視角的透徹研究，屈指可數。而倘若隻有這一本選集的話，那麽全部的工作就都是專門獻給《德意誌人》的。但他留下了一批絕對數量可觀的其他的短小和龐大的選集。隻有《德意誌人》看來幾乎沒有被注意到——這又再次與其出版史上的一些特點聯係在一起。
《德意誌人》在1945年後被多次出版。這些發行物——從最早的《啟迪》（Illuminationen）一書框架下的（部分）付印版（1961），到《文集》的校勘評注版（1972），再到插圖版——卻提供了一幅令人沮喪的圖景。這幅圖景從書籍外麵的封套開始，延伸越過扉頁，甚至涉及書的內容。至少，用“對來自資產階級世紀之信件的評注”[4]來給一本不斷重新閃現其現實意義的文集加上標題，是十分不幸的。因為這本選集並非簡單地把某一個逝去的時代編成目錄並加以解釋，而是表明了對當代的主題與問題的態度。本雅明也並未像眾多新版本的副標題所誘導的那樣，把選集視為一個整體，為其“作序”[5]或者對其加以“評論”[6]。相反，他沒有將詳盡闡釋的要求與之相連，而是對每封單獨的信件都用一段導言——它以一兩個但不會更多的獨特視角來進一步闡明——來理解。對於原來的文本而言，首版的大多數排字錯誤（甚至是文字遺漏）仍然未加修改地保留在作者去世後那些《德意誌人》的版本中。最後，正如一個上光照相紙製的“圖示”版[7]——它對確實存在於外部形象中的有意地不吸人眼球還一個勁兒地冷嘲熱諷——那樣對這部作品之布局[8]的非法入侵，為這幅圖景補足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在剩餘的漫長時間中不允許任何對這部作品之複雜產生史和對其起源的真正審視。因為讀者首先逐漸——分別在《文集》逐卷出版的節奏中——接觸到所有其他已完成的和有時隻是通盤構思了的選集以及大量與其相關的記錄與材料。因為在第一個校勘評注完整版中，《德意誌人》不是作為完整的文本資料被呈現出來的。似乎它不具有任何獨到之處，而是被打散成不同的部分（或者甚至被放逐至參考資料中）：卷Ⅳ的隨筆（1972）、卷Ⅱ的《文學與美學雜文》（1977）——包含在其中的《卡爾·古斯塔夫·約赫曼的〈詩藝之倒退〉》（”Rückschritte der Poesie“von Carl Gustav Jochmann）與其說是一篇雜文，毋寧說是一部偽裝的選集[9]，卷Ⅵ的《混合內容之殘篇》（1985）以及全版《附錄》（1989）。另一部與皮埃爾·克羅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共同策劃的、應是用文獻資料展現從黑格爾、歌德、荷爾德林和比希納到馬克思、尼采、古斯塔夫·弗賴塔格（Gustav Freytag）和戈特弗裏德·克勒爾（Gottfried Keller）這些偉大人物的“周遭環境”與“周圍親近之人”的文選（以及題為《1800～1900年親如手足的德國》［L'Allemagne fraternelle 1800—1900］的一個內容豐富的備忘錄[10]），在這套文集中甚至完全不見蹤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