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前進[1]
如何理解舊製度末期法國各階層之間及其內部的衝突？革命的突然性與徹底性與這些衝突有沒有關係？革命進程的反複與之有何關聯？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最後一章裏建議從革命前的曆史中尋找答案：“法國革命對於那些隻願觀察革命本身的人將是一片黑暗，隻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個時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燈火。”[2]本文依據曆史文獻，說明18世紀法國曆史的複雜性，側重闡明舊製度末期的社會矛盾及其不良後果。
一 社會新風氣與國家治理的落後
在開放包容的社會裏，個人處處是集體的支柱；在不寬容與封閉的社會裏，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個體言行時不時對既定秩序產生衝擊。舊製度沒能緩解普遍存在的對立，而是加劇了社會成員的不信任。路易十四以威權方式統治處於農本社會的法國，使之成為歐洲大國，但18世紀中後期，世易時移，法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國家過渡，傳統信仰日益失去對人心的規束，人口加速流動，識字率提高，個體意識覺醒，追求自主性和獨立性，新經濟群體成為政治力量，報刊輿論興盛，難以監管，普通人借此進入公共事務領域，“學術期刊對無窮無盡的事物都要發表觀點，人們可能以前從未聽說這樣的新思想”。[3]這些現象使得威權治理顯得過時，但宮廷和教會仍迷信於陳舊思維，麵對新的輿論環境缺少變通，於是新觀念與舊製度的衝突難以緩解。
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將自身視為權力濫用的敵人和公共自由的衛士，但在舊製度的官僚看來，他們是王國的騷亂者。[4]限製文人發揮作用的措施是書報審查。1758年，鑒於此起彼伏的批判性輿論，圖書審查官馬勒澤布（Malesherbes）向國王提出關於書籍管理的策略：
禁止任何身份、任何條件的人私自、私密印刷；要求王國內所有的印刷商遵守法令、告示和禁令條款，沒有得到許可，不能印刷；隻有書店、印刷商和其他獲得認可的人才有經營書的權利；禁止以上獲得經營權的人出售沒有獲得發行許可的書；要求宮廷和法官嚴格執行以上規定。[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