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生產方式一樣，每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也有自己的特征。從14世紀逐步興起的抽象人道主義曆史觀，廣泛滲透到文學、藝術、道德領域，並在很長時期內處於支配地位。蒲魯東對曆史的看法，並沒有跳出這個圈子，盡管他力圖用抽象平等觀來解釋李嘉圖學說，從中引出有利於勞動者的結論。
蒲魯東在《貧困的哲學》的前言中，假定上帝的存在，設想宇宙之內有一種不可知的力量在引導著星群和原子，並使整個宇宙轉動起來，甚至斷言自己“需要有關上帝的這個假設來樹立社會科學的權威”，實際上蒲魯東並不允許上帝幹涉塵世生活。和曆史上的人道主義者一樣，在人與神的問題上，蒲魯東強調的是人與神的對立：“上帝是和人類相矛盾的，正如慈善是和正義矛盾的；聖德是完善的理想，是和可完善性相矛盾的；王權是立法權力的理想，是和法律相矛盾的等等。”因此他提出：“為了醫治盲目信仰，不是把人類和上帝看成同一的東西——這等於在社會經濟方麵肯定共有共享，在哲學方麵肯定神秘主義和原有狀態——而是給人類證明，如果有一個上帝的話，上帝是人類的仇敵。”[15]
蒲魯東公開宣稱：“我不反對人道主義，我繼承人道主義。”[16]並且摒棄他在《貧困的哲學》前言中提出的關於上帝存在的假設，認為，“從今以後，如果再次描述神學的假設，這等於在科學上重新後退。唯一應該重視的是社會，是人”[17]。為了表示自己所說的人道主義不同於抽象人道主義，蒲魯東甚至批評認為人性天生醜惡的性惡論，批評盧梭認為人性善良而社會與文明使人墮落的論點，反對把人設想為脫離現實的抽象存在物的做法，認為“這就是放棄了真實性來抓住一個影子，就是說，真正的人並不是實際的人，就是說，要得到真正的人，人類的理想必須超時間，到永恒中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