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是一個孜孜不倦的學者，又是一個偉大的鬥士。他一生都在和各種錯誤思潮的鬥爭中堅持和發展自己的科學理論。當馬克思清算了“真正社會主義”後，他與蒲魯東的鬥爭處在突出的地位。
蒲魯東自有他的曆史地位，但從科學理論上看他是拙劣的。這個法國人，在他的同胞麵前似乎是擅長德國思辨的哲學家，而在德國人麵前又儼然是卓越的經濟學家。其實他兩者都不是。對於1844年就同他交往，既精通德國古典哲學又熟悉英法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來說，“蒲魯東先生徹頭徹尾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1]。蒲魯東在1846年出版的《經濟矛盾體係，或貧困的哲學》，就是以唯心史觀為核心，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庸俗化的贗品。
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隨後又在《哲學的貧困》中，對蒲魯東的經濟觀點、哲學觀點、改良主義的社會政治觀點進行了駁斥，並在論戰中正麵闡發了一係列重要理論，其中最主導的就是唯物史觀。梅林推崇《哲學的貧困》，認為“這部書不但是馬克思生活上的一個裏程碑，而且也是科學史上的一個裏程碑”[2]。他的主要著眼點也是唯物史觀。
馬克思在駁斥蒲魯東把相互聯係的各種經濟關係看成僅僅是前後相繼的關係時強調，“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係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3]。這種社會整體觀，即把社會各個組成要素看成是相互製約的整體觀念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極其深刻的。蒲魯東把同一社會中的各種社會關係，按照時間的順序排列，片麵強調它們在時間上的先後序列，而抹殺它們同時並存的相互依賴、相互製約的關係。這種單線的、按時間順序的排列，實際上是把統一的社會的各個方麵分割開來，變成由一個產生另一個的不同社會階段。統一的、有機的社會立體結構，變成分裂的、沒有生命活力的平麵圖。這是對人類社會有機體的歪曲。馬克思在批評蒲魯東時指出：“誰用政治經濟學的範疇構築某種思想體係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係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互相連接的單個社會。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係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