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著作中提到，自20世紀80年代起對“中國古代史學沒有理論”這種說法進行反思，能談一談當初的想法嗎？
瞿林東：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史學界也開始從理論上進行反思。批評教條主義、簡單化和片麵性，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界很重要的一項活動。這一時期，大量西方史學的理論著作陸續湧入中國。對於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來說，西方史學的理論就好比吃快餐一樣新鮮，於是便有人開始用西方史學的理論比照中國的史學，認為“中國古代史學沒有理論”，這種看法在當時影響很大。我是學史學史的，對此深受刺激且備感無奈。中國古代史學是有理論的，但自己卻說不出來，因為我和同行們沒有著手研究。後來，我就開始有意識地較多地關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中的理論形態。
在研究過程中，首先碰到的就是理論形態方麵的問題。曆史學主要有兩種理論形態，一個是關於客觀曆史的理論（曆史理論），一個是曆史學這門知識或這門學科自身的理論（史學理論），而研究者往往容易將曆史學的這兩種形態混淆起來。人們雖然經常說曆史學理論，但實際上大多數場合說的是客觀曆史的理論。為什麽會產生這種情況？因為唯物史觀是對客觀曆史發展理論的最高概括，這就容易以此代替曆史學知識的理論。我的老師白壽彝先生在1983年主編《史學概論》並反思過去的時候，也說這個問題曾使他感到困惑。
《中國社會科學報》：所以，區分曆史理論和史學理論是您理論研究的一個新起點？
瞿林東：是的。在《史學理論研究》的前身《史學理論》1987年的創刊號上，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史學理論與曆史理論》的短文，對二者的區別和聯係做了分析；而在這之前的1986年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的陳啟能研究員曾寫過一篇《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後來我才知道，1982年尹達先生在一次演講中已提出過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