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現在，中國曆史研究領域的學者多從如何借鑒外國史學的理論、方法和範式來思考、反省自己的研究，而外國史的研究者則在一定程度上強調了如何從中國史學，尤其是從中國古代史學中汲取有益的營養來進一步形成中國史學的特色和風格。您認為應該如何評價20世紀的中外史學交流？
答：一些中國史學工作者對外國史學的理論、方法、模式有濃厚興趣，並且積極地借鑒，這是很必要的。當今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整個世界比以往任何時代的交往都更加密切。研究外國史的學者提出來，要繼承中國史學的優秀遺產，這也是非常正確的。我曾經講過，中國史學的優秀遺產在20世紀長期得不到重視，白壽彝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發表的《談史學遺產》一文以及後來發表的係列文章，可謂鳳毛麟角。大約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才漸漸聽到人們說要繼承中國史學優秀遺產。白壽彝先生在60年代提出重視中國史學遺產，說明他的遠見。最近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時，有這樣的文章，說到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視。這一點，我們在《毛澤東選集》中早已讀到過。可見，這不是一個新問題，隻是過去人們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今天提出這個問題，從曆史上看不是一個新問題，但我們從史學發展來看，人們真正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是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的，這是認識上的進步。
我們應該怎樣把握中外史學交流的原則呢？這個原則是什麽呢？中國的史學工作者首先應當對本民族的優秀遺產有一定的修養，在這個基礎上，要有開闊的胸襟和器識，能夠接受各種外來的新的東西，而不是固守已有的東西。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麵在發展學術中麵向世界，一方麵在麵向世界的過程中發展自我，而不要失去自我。所謂不失去自我，最根本的就是本民族的曆史文化的修養和氣質。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借鑒外國史學的積極成果，研究外國史的學者繼承中國史學的優秀遺產，這都非常重要，但前提是要把握好原則。這是一個基本的立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