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講治學問題，首先就要考慮立誌問題。作為一個社會的人，有沒有為社會做貢獻的誌向，這是我們講治學的一個根本出發點。如果一個無所作為、不想對社會做什麽事情的人，也就談不上治學，談不上立誌。我們現在常講：要塑造自我。這個塑造自我的前提，首先要認識到你是一個社會的人，不能離開社會；講塑造自我，就要有對社會做貢獻的責任感。當然，社會也在為你提供條件，這是辯證的關係。這不是什麽大道理，因為我們每一個人時時都會感受到自己生活在社會之中，我們不能離開社會。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考慮到要為社會去服務，那麽社會的進步就會更快一些；在社會的進步當中，我們自己也會發展得更好一些。我想，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中國知識分子曆來有這樣一個思想傳統，就是要投身到社會當中去。大家知道，儒家思想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要參與社會，為社會服務。“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當然是過去的傳統，在今天這個時代，應該賦予它新的內容。這就是要參與到當前的曆史運動當中去，為當前的曆史運動服務並且努力做出貢獻，從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這就是思想傳統和現代意識相結合。我們要從這樣一個高度上來塑造自我，來建立誌向。社會工作有種種區別，但是在這一點上應當是一致的。司馬遷在《史記》裏寫七十列傳的時候，麵對這樣一個情況：在他之前的兩三千年的曆史中，有許許多多人物出現，他用什麽標準來寫七十列傳呢？這是司馬遷要思考的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我建議大家讀一讀《史記·太史公自序》，從中可以看到司馬遷寫七十列傳，有一個標準，這就是“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扶義，就是主持正義；倜儻，就是風流倜儻，豪放瀟灑；不令己失時，是說不要讓自己錯過曆史的機遇；立功名於天下，是說要建功立業，對社會進步有好處。他寫七十列傳所選擇的人物，絕大部分都是這樣的人物。我們也可以做這樣的理解：“扶義倜儻”，這是講道德標準；“不令己失時”，是講人的見識，不錯過曆史機遇；“立功名於天下”，這是事功的標準。有道德標準、有見識、有事功的標準，他就是這樣來做七十列傳的。我們從這裏可以得到啟發：一個人在曆史運動中怎麽樣被曆史所承認，怎麽樣被曆史學家所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可以讀一讀李大釗的《史學要論》。他在書中這樣講：人生在曆史的長河中隻能走過一次，不能走第二次，是一趟走過的。那麽，在這個活潑的曆史運動當中，人生怎麽樣才能夠具有意義呢？那就是你在這一次走過的曆史過程當中，發揮了自己的積極作用。這是一個很深刻的人生哲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在不斷地反省自己：我這一段走過的路程，究竟怎麽樣？我是否對得起自己，是否對得起社會，是否對得起國家？如果經常做這樣的思考，我們在這一趟走過的人生道路中就會很有意義。我講這些，是要說明一個問題：就是一個願意為社會做貢獻的人，應當建立一個誌向。從我們接受高等教育來講，要立誌就離不開治學。因為我們為社會服務的基礎和依托是知識，是社會科學知識、自然科學知識。講到知識，當然就和治學聯係在一起。如果我們已經確立起正確的誌向的話，那麽我希望青年朋友要認真地來對待治學問題，這樣可以使我們對人生的認識變得更加自覺，更加自信，使我們的人生更富有朝氣，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