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史學遺產”從曆史遺產中分離出來，並作為一個專門的學術問題和理論問題加以研究，是白壽彝先生開其先河的。這裏說的史學遺產，是指曆史流傳下來的前人在史學活動中的創造和積累。
白壽彝先生在1962年寫了一篇長文《談史學遺產》，後來收入《學步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版）。在這篇文章中，他從理論上闡述了研究史學遺產的重要性及研究的方法。他從七個方麵歸納了史學遺產中的主要成就，稱之為七個“花圃”，這就是：史學基本觀點的遺產（曆史觀、曆史觀點在史學中的地位、史學工作的作用），史料學遺產，曆史編纂學遺產，曆史文學遺產，重大曆史問題研究成果的遺產，有代表性的史學家和史學著作，曆史啟蒙書的遺產。大家知道，自從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以後，中國古代史學始終處於被批判甚至被否定的位置，白壽彝先生提出要總結史學遺產，並把這些遺產比喻為“花圃”，在當時不僅要有學術上的見解，還要有理論上的勇氣。
20世紀80年代，白壽彝先生又寫出了五篇關於史學遺產的文章，其中一篇談曆史觀點，一篇談曆史編纂，一篇談曆史文學，兩篇談曆史文獻。這五篇文章談了四個專題：曆史觀點、曆史文獻、曆史編纂、曆史文學（曆史著作之文字表述的藝術性）。這四個專題比原先所講的七個“花圃”更集中了，也更提升了一步，同時也可以相互比照著理解。[2]
以上是白壽彝先生關於史學遺產的主要見解。他的這些見解發表後，對推動史學界研究史學遺產，研究中國史學史，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和指導作用。最近，我已經同北京出版社商定好，把白壽彝先生的這幾篇文章匯集起來，收入“大家小書”第三輯，書名叫作《史學遺產六講》，同時附上他的另一篇代表作《史記新論》。這書可望在200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