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頊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跡，存王道之正，垂鑒戒於後世者也。
漢司馬遷糸由[1]石室金匱[2]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軒轅，至於麟止[3]，作為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4]，留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嚐廢卷[5]。嚐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曆代君臣事跡，俾就秘閣翻閱，給吏史筆劄，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光之誌以為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托尊王為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製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6]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製，天人相與之際，休咎[7]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於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策牘之淵林矣。
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焉”者。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於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奸宄，厥有履霜之漸。《詩》雲：“商鑒[8]不遠，在夏後之世。”故賜書名曰《資治通鑒》，以著[9]朕之誌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