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
書契[1]之用，自刻畫始。金石[2]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為後先，而以竹木之用為最廣。竹木之用，亦未識始於何時。以見於載籍[3]者言之，則用竹者曰“冊”，《書·金滕》“史乃冊祝”；《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4]；《顧命》“命作冊度”[5]。“冊”字或假“鞭策”之“策”字為之。《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既夕禮》“書遣於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皆策命之”；《左傳》“滅不告敗，克不告勝，不書於策”；又“名藏在諸侯之策”是也。曰“簡”。《詩·小雅》“畏此簡書”；《左傳》“執簡以往”；《王製》“太史執簡記”是也。
本文節選自《簡牘檢署考》，王國維著。萬安倫、龐明慧據《簡牘檢署考》上虞羅氏《雲窗叢刊》本點校。
【導讀】
王國維（1877—1927），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浙江海寧人。王國維早年追求新學，受到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將中西哲學、美學思想結合，形成了獨特的美學思想體係，後又研究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郭沫若稱他為“新史學的開山”。王國維在教育、文學、史學、古文字等方麵的成就，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留下了珍貴的學術遺產。
王國維所處的時代，是中國近、現代相交的時代，也是一個考古大發現的時代，深埋於地下的金石甲骨、簡牘、敦煌文書等文獻和文物，逐漸展現在世人麵前，而這正是開展深入研究的絕好條件。在王國維看來，簡牘等文獻的發掘，讓傳統證史走向綜合運用的道路，史學研究者可以將金石、甲骨、簡牘等綜合信息應用於經史考證、古代文化等領域的研究。
王國維曾在《古史新證·總論》中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麵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這就是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紙上之材料”指的即是曆史文獻，“地下之新材料”即出土文物，二者綜合運用、相互印證，就是“二重證據法”。而選文來源的著作《簡牘檢署考》就是“二重證據法”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