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不久前一位在上海文藝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朋友來看我。他知道我有病，坐下就說明來意：希望我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講幾句話。我道歉說，我行動不便，少出門，不能到會祝賀。他便說你寫三五百字鼓勵鼓勵吧。交談起來我才想起文藝出版社最初還是由幾家小出版社合並起來組成的，那些小出版社中有兩家同我有關係，那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一個時期我還是這兩家出版社的總編輯（我為平明出版社工作的時間短，還不到兩年），雖然沒有拿過工資，印過“名片”，但實際上我卻做了十幾年編輯和校對的工作，所以朋友一提到這件事，我就明白他的意思：這裏麵也有你十幾年的甘苦和心血，你總得講兩句。
他的話像榔頭一樣打中了我的要害，我本來決定不寫什麽，但是想到了自己過去的工作就有點坐立不安，不能沉默下去了。那麽想到什麽就寫點什麽吧。
我想先從自己談起。現在再沒有人“勒令”我寫“思想匯報”和“檢查交代”了。可是每次回憶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我總想寫一點“檢討”之類的東西。倘使拿我要求別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我每樣工作都做得很不夠。我當初搞出版工作，也是如此。我沒有計劃，更沒有所謂雄心壯誌。朋友們試辦出版社，約我參加工作，我認為自己可以做點事情，就答應下來。那時文藝書銷路差，翻譯小說更少人看，一本書的印數很少，不過一兩千冊，花不了多少成本。朋友們積了一筆錢，雖然不多，但幾本書的印刷費總夠支付，其餘的則靠個人的義務勞動，出版社就這樣地辦了起來。從幾本書到幾十本書，幾百本書，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災難，一位有才華的散文家甚至為它遭到日本憲兵隊的毒手，獻出了生命。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寫稿、看稿、編輯、校對，甚至補書，不是為了報酬，是因為人活著需要多做工作，需要發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終保持著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給予，而不是在於接受，也不是在於爭取。所以做補書的工作我也感到樂趣，能夠拿幾本新出的書送給朋友，獻給讀者，我認為是莫大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