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通過史學而認識曆史，從而豐富了知識，增益了智慧。這固然是人類文明標誌之一。但是人們認識曆史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了解過去，而是為了通過了解過去而認識現在和觀察未來。人們對於曆史的認識及從中汲取的啟示和智慧，隻有運用於現實和未來時，才獲得了真正的社會價值。
中國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了“彰往而察來”[3]的思想，認為使過去的事情顯明彰著起來，可以作為借鑒，用以察知未來。先秦時期的政治家早已認識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4]的道理。這都說明了人們之所以十分重視認識曆史，歸根到底還是為了現實，為了未來。秦漢以後，這個思想由史學家進一步闡發和豐富，成為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麵和優良傳統之一。這個傳統，從司馬遷撰《史記》以寄“述往事，思來者”[5]之意，到章學誠以記注、撰述定史學兩大“宗門”，認為“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6]，是一脈相承的。綜觀諸家所論，認識曆史是為了判斷現實，觀察未來，其根據和道理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麵。
（一）認為曆史上的經驗教訓，可以作為現實和未來的借鑒
關於這一點，中國先民在殷、周之際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至司馬遷提出了對曆史經驗的有係統的考察，達到了對曆史經驗的更加自覺的認識。唐初修史之盛同曆代皇朝開國時期之關注於史學相比，可以說是最為突出的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朝雖已立國而天下尚未平定，史官令狐德棻就提出了撰寫前朝“正史”的建議。他指出：“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7]唐高祖李淵采納了令狐德棻的建議，於次年頒發了《修六代史詔》，指出：“經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8]一個開國皇帝對修史表現出如此重視，固然是出於政治統治的需要，也還有曆史文化的心理影響。後來，唐太宗、唐高宗繼承了唐高祖重視修史的思想和措施，陸續詔命史臣撰出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晉書》、《五代史誌》，同時頒行李延壽所撰《南史》、《北史》。於是，官修正史，盛極一時。唐太宗貞觀十年（636年），當史臣們撰成《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五代史”“詣闕上之”之時，唐太宗十分高興地對大臣們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9]他的這些話，不是虛言，亦非飾詞，他是一個真正懂得曆史經驗對於現實的重要性的英明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