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表述要達到美的要求，一是要明確這個要求的標準，二是要了解史家是怎樣朝著這些要求去努力的。前者上文已經闡述，這裏來闡述後者：閎中肆外和史筆飛動。閎中肆外，是關於史家對史事的積累與抒發的關係；史筆飛動，是關於史家對史事的“體驗”與“重塑”的關係。
章學誠在評價明人歸有光時寫道：
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餘嚐書識其後，以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汩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為彼時之豪傑矣。[82]
這裏，章學誠肯定了歸有光在文章上的“文從字順，不汩沒於流俗”的樸實文風；但指出了他對古人提出的閎中肆外的作文境界並不了解。章學誠說的“古人”，是指唐代韓愈。韓愈作《進學解》，有“閎其中而肆其外”[83]之說，講的是作文要求：內容充實、豐富，而文筆發揮盡致。章學誠在《文理》中發展了韓愈的這一思想，全篇闡說閎中肆外在各方麵的要求，於文於史，都可以參考。
章學誠說：“言以聲其心之所得。”這句話是抓住了閎中肆外的本質的。換句話說，隻有心有所得，方可言之於聲。他批評有些人學習司馬遷的《史記》，隻學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由於自己心中無所得，這樣學習的結果，“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史記》寫人物，寫戰爭，寫場麵，都寫得好，一個重要原因，是司馬遷熟悉曆史人物，也有戰爭知識，對所寫的一些曆史場麵作過深入的研究。這就是所謂“心之所得”。關於這一點，從“太史公曰”和《太史公自序》裏可以看得很清楚。章學誠說的要見到“古人深際”，就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