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序事”所包含的內容很豐富，而文字表述上的造詣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麵。在劉知幾以前，人們評論《春秋》、《左傳》、《史記》、《漢書》、《三國誌》等，多已提出不少這方麵的見解。而劉知幾《史通·敘事》指出，“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這是從理論上明確了“敘事”對於撰寫史書的重要，也是明確地提出了史學審美的一個標準。宋人吳縝在史學批評上強調以“事實”為基礎，但也提出史書“必資文采以行之”[78]，這是直接講到了史書的文采問題。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理》對於如何發揮“文字之佳勝”的問題，更有精辟的分析。
綜觀古代史家、史學批評家關於這方麵的言論、思想、實踐，史書的文字表述之美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麵：
真實之美。這是指史家的文字表述反映出來曆史之真實的本質之美。離開了曆史的真實，史學的審美就失去了根本，也失去了任何意義。班固評論《史記》，把“其文直，其事核”放在首要位置，是很有見解的。“文直”、“事核”是對史家盡力反映曆史真實的具體要求，它們的結合，乃是史家走向曆史撰述真實之美的必經之途。
質樸之美。用劉知幾的話來說，這是史書之文字表述對於社會的語言文字“體質素美”、“本質”之美的反映。他舉例說：“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79]他讚成將“方言世語”如“童豎之謠”、“時俗之諺”、“城者之謳”、“輿人之誦”等寫入史書，不讚成史家“怯書今語，勇效昔言”的文風。在劉知幾看來。這種語言的“體質素美”，於官方、民間，雖有不同，但史家都應表述出它們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