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善序事理”與“良史之才”
中國史家重視“序事”，人們也多以“善序事理”的史家為“良史”。然而，作為史文表述來說，“善序事理”也有種種不同的表現和特點。
班彪推崇司馬遷的史文表述，說他“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72]。所謂“善述序事理”，包含了幾個方麵的特點：一是善辯而不浮華，二是質樸而不粗鄙，三是內容、形式相稱。後來班固繼承了班彪的思想，又吸收了其他人的一些評價，寫道：“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73]這裏說的“善序事理”比較班彪的評價又進了一步，肯定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這是強調了所述內容的翔實可靠、沒有粉飾或掩飾之詞。總的來看這兩個評價，前者所強調的主要是史文的形式，後者是把史文的形式和內容都說到了，而且都有很高的評價。可見，“善序事理”，並不僅僅是史文表述形式的問題。
範曄對司馬遷、班固的史文加以比較和評價，寫道：“議者鹹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74]這裏肯定了班固史文的不偏激，不抑揚，敘事豐富而不龐雜，內容詳贍而得體。從這裏又可進一步看出，從史文去判斷史家是否是“良史之才”，決不僅僅是文字表述問題，還包含著史家對所述內容的選擇和處置，對所述史事在表述分寸上的把握。所謂“不虛美，不隱惡”、“不激詭，不抑抗”，都是這個意思。
西晉史家陳壽，在史學上也是被稱為有“良史之才”的史家，史載，陳壽“撰《魏吳蜀三國誌》，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75]西晉人評價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具體有何所指，這裏沒有記載。唐初史家即《晉書》的撰者們是這樣評價陳壽的：“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76]根據後者的評論，或者可以認為，陳壽的“善敘事”是表現在“奮鴻筆”、“騁直詞”這兩個方麵。“奮鴻筆”主要指史文表述的形式，“騁直詞”主要指史文所述內容。相比之下，人們對陳壽作為“良史之才”的評價，比起人們對馬、班的評價就顯得略遜一籌了，不過這倒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評價。東晉史家幹寶也被人們稱為“良史”。史載，幹寶“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湣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77]。顯然，“直”是針對所述內容說的，“婉”是就史文表述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