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采撰的原則
這裏所說的“采撰”，是指史家或史書對於曆史文獻的處理得當與否，對於曆史事實和非曆史事實的認識與抉擇是否符合於信史的要求。
劉勰認為，史家“述遠”難免“誣矯”，“記近”易生“回邪”，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史學現象。他在《文心雕龍·史傳》中闡述了這個見解：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雲“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旁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
這一段話表明：前人提出的小心地對待“傳聞”而慎於“錄遠”，都是遵循“文疑則闕”的原則而看重信史。反之，出於好奇而產生輕率的做法，即“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必然導致曆史記載的“訛濫”而脫離“信史”的要求。劉勰還指出，至於“記近”，則常為“世情利害”所影響，以致“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這又使同時代的人受到冤枉，實在令人歎息。“錄遠”而生出“愛奇”之心，“記近”而囿於“世情利害”，這都不是以事實為根據，是史家之大忌。因此，劉勰尖銳地，同時也不無憂慮地指出，即使像司馬遷、班固那樣博通古今的嚴肅史家，還不斷受到後人的批評：“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但發展中也產生了新的弊端。劉勰所尖銳批評的“錄遠”以至“誣矯”、“記近”而生“回邪”的史學現象，正是這種弊端的反映。
劉知幾在《史通·采撰》中，把這個批評更加理論化了，同時也更加具體化了。劉知幾引證孔子說的“吾猶及史之闕文”[59]的話，說明“史文有闕，其來尚矣”，隻有“博雅君子”，才能“補其遺逸”，指出“采撰”是史家應當慎重對待的問題。同時他又指出，自古以來，“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是優秀史家的必經之途。如左丘明的“博”而“洽聞”，司馬遷、班固的“雅”能“取信”，正是他們采撰的成功之處。這裏，包含著劉知幾對於采撰原則的辯證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