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無隱”，秉筆直書，從史家的主觀願望上看，都是為了追求信史。但是，或因年代久遠，或因文獻散佚，或因記注者所記原不確切，或因前人諸說歧異等原因，史家難以對所有的史事都有全麵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必然存在著疑問和缺漏。因此，便有“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撰史原則的提出。
孔子在講到杞國與宋國的製度時，慨歎過“文獻不足”[52]。他又說過“吾猶及史之闕文”[53]的話。這兩句話至少告訴人們，對於文獻，對於史書，都應持慎重態度。《春秋》記事簡略，有的地方會引起人們在理解上的歧異。因此，《穀梁傳》的作者一再指出，“《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54]，“《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55]。在這裏，《穀梁傳》的作者針對《春秋》所記何事說這番話的，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說法從大處著眼，指出了《春秋》撰述中的原則。這個原則，可以看作是中國史學上關於信史原則較早的表述。
關於信史原則，後來司馬遷作了進一步闡述。他在《史記·三代世表》序中寫道：
五帝、三王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這是說，孔子作《春秋》，因有史文可憑，所以年月日都記載得很詳細；而相傳孔子序《尚書》，就沒有年月了，隻有持“疑則傳疑”的慎重態度了。這是從另一個方麵，即以《春秋》和《尚書》作比較，闡述了孔子所恪守的信史原則。而司馬遷本人，正是認真貫徹這個原則的史家。他在《史記·平準書》後論中說：“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雲。”其《貨殖列傳》序又說：“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外戚世家》後論又說：“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等等。凡屬於這一類情況，司馬遷都作了明確的說明，從而表明他是極其自覺地繼承著、發揚著孔子以來所堅持的原則。《史記》被後人推崇為“實錄”，絕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