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的。“書法無隱”之所以受到稱讚，董狐之所以被譽為“良史”，恰恰證明史學上有與此相反的事物的存在。劉知幾撰《史通》，有“直書”、“曲筆”兩篇，概述了唐初以前史學發展中這兩種作史態度的存在和對立。
劉知幾講“直書”，還用了“正直”、“良直”、“直詞”、“直道”這些概念。“正直”是從史家人品方麵著眼，“良直”是從後人的評價著眼，“直詞”主要是就史文說的，這些都是“直書”的表現。“正直”的表現是“仗氣直書，不避強禦”、“肆情奮筆，無所阿容”。而“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都稱得上“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於“敘述當時”、“務在審實”，是謂“直詞”。同樣是“直書”，在表現程度上、客觀效果上，以及在史學上的影響方麵，並不完全相同。
劉知幾論“曲筆”，還用了“舞詞”、“臆說”、“不直”、“諛言”、“謗議”、“妄說”、“誣書”、“曲詞”這些概念。“不直”無疑是“直”的反意；“舞詞”、“臆說”、“妄說”是指史家極不負責的行為；“諛言”是阿諛奉承之言，“謗議”、“誣書”是誹謗、汙蔑之詞，“曲詞”是歪曲、曲解之說，都是有明確目的的“曲筆”行為。“曲筆”的目的也有種種表現：或假人之美，借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或阿時，或媚主；或掩飾自家醜行，誇張故舊美德。概而言之，不外是為了謀財、謀位、謀名。可見，“曲筆”作史者，在表現形式上和所要達到的目的上，也有種種不同的情況。
關於“直書”與“曲筆”對立的根源，劉知幾從理論上提出了兩點認識。首先，他從人的“稟性”出發，認為這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道”的對立。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