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不僅僅是認識古今聯係、古今變化，他還要試圖探究變化的原因。他的這個思想，在《史記·平準書》的後論中有所闡述。在這一長篇的後論中，司馬遷概括了“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的曆史，以及後來人們注意到“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的措施。但積累財富終究是遏止不住的，這不僅同春秋時期有的諸侯“成霸名”、“為強君”有關，而且同戰國時期“有國強者或並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並海內”有關。到了漢代，錢幣輕重無常，對人民很不利，“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嚐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農工商交易之路通”本是社會發展中的好事情，但由於統治者對資財的追逐和積聚，造成貧富分化，社會生活失調，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呢？司馬遷從兩個方麵作了回答：第一，是“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這是對事物的一種樸素的辯證認識，其基調是事物的兩極轉化。第二，是“事勢之流，相激使然”：這是講事物和時勢在演進過程中相互影響而造成的。從《平準書》的全篇後論來看，司馬遷所說的“事勢”是很豐富的：經濟政策的變化，生產力的開發，政治、軍事鬥爭的激烈，“貴詐力而賤仁義”，貧富分化，諸侯兼並，崇尚金錢，幣製紊亂，加上日漸繁重的兵事和營建，於是人民越來越貧困。而君主和朝廷雖“竭天下之資財”以為用，“猶自以為不足”，從而改變了當初“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那種古樸的社會秩序。
在司馬遷的時代，能夠從社會生活的諸多因素來揭示古今曆史變化的原因，是很了不起的曆史見解。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一個“流”字，揭示了事物、時勢的縱向演進；一個“激”字，揭示了事物、時勢的橫向影響。而社會曆史正是在“事勢”的縱向演進和橫向影響的交互運動中向前發展的。縱向演進方麵，司馬遷從古代講到當朝；橫向影響，他講到了本與末的關係，禮義與利的關係，經濟與政治的關係，強國與弱國的關係，貧與富的關係，君與民的關係，等等。總之，社會曆史的諸多方麵在時間、空間中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導致了社會曆史的變化，這有什麽可奇怪的呢！司馬遷當然還不可能認識到推動社會曆史變化的根本原因，但是已經明確地認識到財富、財力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的重要，同時也認識到財富、財力也可能使一些人以至一個國家的統治者走向反麵。他的這些認識，在當時來說，無疑是極高明的認識。從曆史觀念的發展來看，這些認識正是要從社會內部的各個方麵的相互衝突來尋求社會曆史變化的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