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變、通、久的思想，是從神農、黃帝、堯、舜的傳說中總結出來的，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充分展示了這一曆史觀念的社會內容。如果說“通古今之變”是史家對這一曆史觀念的繼承和發展的話，那麽，政治家們對這一曆史觀念的繼承和發展則具有明顯的現實性。
戰國時期，當商鞅（公孫鞅）建議秦孝公實行變法時，秦孝公表示讚成，大臣甘龍、杜摯反對，於是引起一場激烈的爭論。這不僅是政治主張上的爭論，也是曆史觀念上的爭論：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製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故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禮法以時而定，製令各順其宜。……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97]
在秦孝公麵前的這場辯論，雙方都講出了對古今關係的認識，從而也表明了各自的曆史觀念。反對變法的甘龍、杜摯堅持“不易民而教”、“不變法而治”，“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在他們看來，古今是沒有變化的，一切都按舊章去做。力主變法的商鞅則明確指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這是他從夏、殷、文、武直至“五霸”的曆史中得到的認識，即古今是在不斷變化的。因此，他認為“禮法以時而定”，“製令各順其宜”，這樣才能把國家治理好。這一場辯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社會意義。從曆史觀念來看，它表明自春秋時期以來人們關於“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的曆史變化的觀念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以致成為人們觀察現實、變革社會的曆史根據和理論根據。而它在社會方麵的意義，是推動了各國尤其是秦國的變法及其統一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