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學家和思想家對於曆史變動原因的認識，至少是循著兩條相關的線索逐步發展的。一條線索是“天命”與“人事”的關係，另一條線索是“人意”與“時勢”的關係。這兩條線索在時間上很難截然分開來，有時甚至是交互進行的。而當人們不斷地從“天命”的神秘羈絆下掙脫出來後，他們會更多地麵臨著“人意”與“時勢”的困擾。
這裏，我們不妨從一件引起千年聚訟的曆史事件講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而廢分封，劃分全國為36郡（後增為40郡），建立了空前統一的封建國家。然而，此後僅僅十餘年，秦朝就滅亡了。於是，秦朝的廢分封、立郡縣與秦朝的興亡究竟有何關係，乃成為曆代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長期討論的重大曆史問題。一些人認為，分封製本是“聖人之意”、“先王法度”，秦朝違背聖人之意，不遵先王法度，故招致速亡。另有一些人則認為，分封製並不是什麽聖人之意，它的興廢同郡縣製的確立，都是時勢使然。秦朝速亡有別的原因，與廢分封、立郡縣無關。這兩種認識在曆史上反複出現，聚訟不休，至北宋時人們還在熱烈討論，其餘波則直至明清而未了，延續的時間長達千年以上。
三國時魏人曹冏撰《六代論》，總結夏、殷、周、秦、漢、魏六代曆史經驗教訓，認為夏、殷、周三代“曆世數十”，根本原因在於分封製：“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他甚至把春秋時期齊桓、晉文的霸業都看作是“共治”、“共守”的表現[71]。這裏，曹冏明確地把分封製看作是“先王”早已認識到的一種明智的做法。其後，西晉陸機撰《五等論》，論點與曹冏相似，認為：“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製；重，不可以獨任。”“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72]顯然，他也是把所謂五等分封之製看作是“先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