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時期開始，重人輕天的觀念不斷發展，《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越來越突出地講到人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但這些記載或論述，還隻是零星的和初步的。一部史書，不僅在觀念上，而且在內容上和形式上，真正確立了人在曆史發展中占有主要地位，則自《史記》開始。因此，司馬遷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際”的問題的本質，歸根到底是要全麵地說明人在曆史發展中的主體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確立人在曆史發展中的中心位置
《史記》以前的史書，或以記言為中心，或以記事為中心，而《史記》則是以記人為中心的綜合體史書。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在闡述這個問題時是從三個層麵上來說明的：第一個層麵，是記“王跡所興”而“著十二本紀”；第二個層麵，是記“輔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個層麵，是記“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各階層人物而“作七十列傳”。這樣，司馬遷就不僅在觀念上而且也在具體的撰述上，確立了人在曆史演進過程中的中心位置。這是中國史學上人本主義傳統真正確立的標誌。此外，司馬遷為了厘清時代和事件而“作十表”，為了寫出曆代典章製度的“承敝通變”而“作八書”，從而構成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綜合體史書的整體麵貌。
（二）具體地描述出了以人事為發展線索的曆史進程
司馬遷的《史記》“上記軒轅，下至於茲”，寫的是一部通史。從“十二本紀”來看，這一曆史進程完全是由人事為發展線索顯示出來的。例如，《五帝本紀》是通過區別紛繁的文獻和實地考察所得，弄清黃帝的事跡，“擇其言尤雅者”入史。而夏、殷、周、秦四本紀，都是首敘各朝始祖之姓，次敘各朝大事。《秦始皇本紀》講了秦始皇的功業和賈誼對秦始皇政治的批評；《項羽本紀》敘述項羽“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的史實，並揭示了項羽“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的悲劇；《高祖本紀》意在表述夏、殷、周、秦、漢政治的曆史遞變；《呂太後本紀》、《孝文本紀》、《孝景本紀》著意於寫出當時的政治統治局麵，如“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孝文帝“德至盛也”、孝景帝時“諸侯太盛”；等等。“十二本紀”的後論表明，司馬遷是完全拋開了“天命”在寫一部貫通古今的人事的曆史。這在曆史觀念上和曆史撰述上，都是偉大的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