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記內容仍屬於史事而在體裁上又另辟蹊徑的，是稍晚於劉知幾的中唐史學家杜佑所撰的《通典》。《通典》以典章製度為中心，綜合各代，貫通古今。這是典製體史書。它的特點是：“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曆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13]因此，“凡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14]。作為典製體史書開山的《通典》，共分九門[15]，所以人們也曾把這種體裁的史書稱作“分門書”。《通典》之後，有《通誌》《文獻通考》的出現，世稱“三通”。“三通”之後，續作者不絕，以至達到“十通”之多，可見這種體裁深受史家重視。不過“三通”在“通”的含義上並不是一致的：《通典》在於通典製的曆史，《通誌》在於通社會的曆史，《文獻通考》在於通文獻的曆史。當然，典製和文獻也都是不可脫離史事的。馬端臨在講到他著《文獻通考》時說：文，是曆代史事；獻，是前人及近人的奏疏和評論；考，是考訂可疑和未當之處，故名其書曰《文獻通考》。[16]值得注意的是，馬端臨在講到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同典製體史書的區別時，有一段話說得很好：“至司馬溫公（按：司馬光死後追封溫國公——引者）作《通鑒》，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17]，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鹹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製，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18]這就是說，史書體裁不同，它們所反映史事諸方麵內容的詳略必有不同，史學家不可能超越一定體裁所能容納的內容進行撰述；這與其說是史家智力所限，毋寧說是體裁自身的特定要求。馬端臨這樣看待史書的不同體裁，其見識似又在劉知幾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