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體裁中，以時間為中心的編年體史書出現比較早，如《春秋》《左傳》《竹書紀年》等，是春秋末年至戰國時期的作品。其後，繼起者雖不乏其人，但編年體真正獲得長足發展，是在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鑒》以後。以大量人物傳記為主要內容的紀傳體史書，始創於西漢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它包含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實際上是多種體裁結合而成的綜合體。東漢班固繼承《史記》體裁而斷代為史，撰成《漢書》。《史》《漢》問世以後，仿效者蜂起。至唐初以紀傳體修撰八部前朝史[2]，這種體裁已得到充分發展，而先出的編年體反退居次要地位。故從《隋書·經籍誌》開始，“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3]，說明在實際運用上和社會影響上，晚出的紀傳體已經超過了編年體。
但是，中國古代史家對這兩種體裁的孰優孰劣，卻是經過了幾番深入的思考和長時期的爭論的。這個爭論，自晉迄唐尤為激烈。在這幾百年的辯難當中，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認為編年體優於紀傳體。例如，東晉史家幹寶“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根據是《左傳》一書“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4]。北齊魏收曾以紀傳體撰成《魏書》，但他卻是紀傳體的批評者，認為：“魯史（按：指《春秋》——引者）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5]這種批評的口氣是很嚴厲的。唐玄宗時，朝臣裴光庭提出：紀傳體改變了《春秋》的體裁，“既撓亂前軌，又聾瞽後代。《春秋》之義，非聖人誰能修之”[6]。他進而倡議：“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7]他的這些主張，受到唐玄宗的賞識，然其計劃並未能實現。這時，還有一位文史學家蕭穎士，也積極提倡編年體，他說：“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於是，他“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8]。蕭穎士撰的編年體史書未能流傳下來，而他說的《史記》“失褒貶體”，確是一些讚成編年體的史家批評司馬遷的主要原因。唐德宗時，出身於史官世家的柳冕十分強調地說：“（司馬）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人。”又說：“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求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舍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9]柳冕出於史學世家，這種看法自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對紀傳體的批評，具有較多的理論上的辯難的成分；這個理論的核心，就是“法者，凡例、褒貶是也”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