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學有鮮明的審美要求。這種審美要求在文史不分的階段表現得十分突出，後來文史分途，史學依然保持著這種審美要求。從編年體史書的創造、發展，到紀傳體史書、典製體史書、紀事本末體史書的先後出現，史書不斷展現出在外在結構上的美的創造。至於在敘事上的審美要求，更是一些優秀史家所關注的。中國史家重視敘事，人們也多以“善序事理”的史家為“良史”。然而，作為史文表述來說，“善序事理”也有種種不同的表現和特點。
班彪推崇司馬遷的史文表述，說他“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31]。所謂“善序事理”，包含了幾個方麵的特點：一是善辯而不浮華；二是質樸而不粗鄙；三是內容、形式相稱。後來班固繼承了班彪的思想，又吸收了其他人的一些評價，寫道：“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32]，這是強調了所述內容的翔實可靠、沒有粉飾之詞。總的來看這兩個評價，前者所強調的主要是史文的形式，後者是把史文的形式和內容都說到了，而且都有很高的評價。可見，“善序事理”，並不僅僅是史文表述的問題。
西晉史家陳壽，在史學上也是被稱為有“良史之才”的史家。史載陳壽“撰《魏吳蜀三國誌》，凡65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34]。唐初史家評論陳壽說：“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35]根據後者評論，或許可以認為，陳壽的“善敘事”是表現在“奮鴻筆”“騁直詞”這兩個方麵。東晉史家幹寶也被稱為“良史”。史載幹寶“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湣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36]。顯然，“直”是針對所述內容說的，“婉”是就史文表述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