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家曆來有一種憂患意識。這種意識，主要表現為對於朝代、國家、天下的興亡盛衰的關注，以及對社會治亂、人民休戚的關注。一言以蔽之，表現對於人和人生活於其中的社會之命運的關懷。這是同史學的本質與功能密切相關的，也是史學中人文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現。這是因為，史學家對於曆史的認識，往往是和對於現實的認識聯係起來，故而從史學家對於曆史和現實的認識來看，常常反映出他們對於社會前途、命運的憂患意識，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他們決心致力於曆史撰述的一個思想基礎。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22]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時的一種憂患意識。司馬遷撰述《史記》的時候，他對漢武帝統治下的社會前途表現出種種憂慮。人們讀《史記·平準書》，可以看到極盛時期的漢武帝統治麵臨著許多新問題，感覺到作者的憂患意識之深沉，也會感到司馬遷對於“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的時尚的深深憂慮。
司馬遷處在西漢由鼎盛開始走向衰落的時期，他的深邃的曆史眼光使他看到了這一變化，故而發生了“物盛而衰，固其變也”的感歎。唐代史學家吳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經曆。吳兢生活在唐代武則天至唐玄宗時期，他目睹了“開元盛世”的局麵，同時也敏感地覺察到唐玄宗開元後期滋生起來的政治上的頹勢。於是，他寫出了著名的《貞觀政要》一書。此書以《君道》開篇，以《慎終》結束，反映出這位被當時人譽為“董狐式”的史學家的憂患意識。《貞觀政要》這部書在晚唐以後的曆代政治生活中產生了一定影響。唐宣宗曾經“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23]。遼、金、元、清四朝的最高統治者，都曾把《貞觀政要》譯成本民族文字，認真披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