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曆來有一個宗旨，就是“懲惡勸善”。這種懲惡勸善不是用說教的方式，是運用史筆的力量，使人通過讀史而受到曆史上人們言行的震撼而產生的一種自律精神。
《左傳·成公十四年》記：“《春秋》之稱，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這幾句話，前半段是概括了《春秋》在表述上的特點和成就，後半段是指出了《春秋》的撰述宗旨。可見中國史學的懲勸宗旨由來之古老，影響之久遠。那麽，對這種懲勸宗旨的傳統，究竟應給予什麽樣的評價呢？要正確認識這個問題，就必須同本文所論述的前一個問題聯係起來。既然中國史學認識到人在曆史進程中的中心位置，而人的所作所為又千差萬別，那麽凡是負責任的史家就一定會對此做出判斷，以辨明是非，使讀史者得到教益和警示。因此，史學中的這種懲勸宗旨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合乎邏輯的。
關於這個問題，唐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有深入的思考。他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寫道：“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蹠、蹺，商、冒之與曾、閔，但一從物化。墳土未幹，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這一段話，是從一個很重要的方麵闡述了史學的功用；同時，也從一個很重要的方麵闡述了人們讀史的目的，即如何學做人。“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兩句話，高度概括了人們通過讀史而學做人的根本途徑。這蘊含著一個古老而深刻的哲理：“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9]這裏說的“德”，指道德、學問。“前言往行”，指前人的嘉言懿行。由此可見，是人們把道德、學問的蓄積看作讀史、了解曆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把學做人看作讀史、了解曆史的首要目的。這清楚地表明，講人文精神，講人的修養、自律，是不能脫離史學、脫離讀史的。這個道理，在今天並不是人人都了解的，以至於常常有人提出“學習曆史有什麽用”的問題。表麵看來，這是史學意識的淡薄；往深層看，這是在怎樣做人的問題上反應茫然的一種表現。講人文精神，就應該講怎樣做人；講怎樣做人，一個重要方麵，就應該講“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就應該重視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