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並不斷加深認識人在曆史運動中的決定性作用的過程，是人文精神產生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麵，甚至可以說是最根本的方麵。中國史學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所走過的道路，具有典型的和重要的意義。
當然，中國先民也是從“天命”“上帝”的羈絆下逐步掙脫出來的。這個過程經曆了漫長的年代。“天”是先秦時期人們曆史觀念中的一個基本範疇，指的是至上之神。凡王朝興亡、世間治亂以至人們的福禍壽夭，都由“天命”決定。這方麵的記載，在先秦的官文書和王朝頌詩等文獻中，俯拾即是。“天”，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被認為是人世間的主宰。“人”也是當時人們曆史觀念中的一個重要範疇，不過最初不是指一般人，而是指人君。《尚書·大誥》：“天亦惟休於前寧人。”這裏的“寧人”指周文王。此句意謂：上天隻讚助我們的前輩文王。這是較早把“天”與“人”連在一起用以表示一種見解的，表明人是從屬於天的。當時對一般人隻稱作“民”。“民”更是受“天”的主宰，即所謂“天生烝民”[2]，“天亦哀於四方民”[3]。後來經過西周末年社會動**和春秋時期的諸侯爭霸，人的作用被進一步肯定，“人”的含義也擴大了。春秋末年和戰國初年的私人曆史撰述《春秋》與《左傳》《國語》，有很多地方是講一般“人”了，也記載了一些人對“天命”的懷疑。《春秋》一書是中國史學上最早的重視人事的著作，它認真地記載了政治上的得失成敗。它記水、旱、蟲、雨雹、雷電、霜雪、地震等，都是將其作為與人事有關的自然現象來看待的。這同孔子“不語怪，力，亂，神”[4]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在曆史表述上，是先秦時期史籍中最早擺脫天、神羈絆的史書，這是它在曆史思想發展上的重大貢獻。《左傳》記周內史的話，說“吉凶由人”[5]；記鄭國大夫子產的話，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6]。《國語·周語下》記單襄公的話，說“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傳》和《國語》都寫出了大量的在曆史活動中的人，寫出了他們的活動、議論、風貌。這些都反映出它們在曆史思想上的進步。戰國以後，在曆史思想領域，人們還未能完全擺脫“天命”史觀的影響，有時甚至表現得很突出。但從發展趨勢來看，“天命”受到懷疑，人事受到重視，已是曆史思想發展中不可遏止的潮流。司馬遷著《史記》，提出了“究天人之際”的重大課題，在曆史撰述和曆史思想發展上有劃時代意義。他批評項羽兵敗身死，“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7]。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針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發表評論說：“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也？”這表明司馬遷在曆史思想上是一位對“天命”史觀大膽懷疑的史家。《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真正把人作為曆史中的主體來看待的偉大著作，它對曆史變化的動因有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的解釋。《史記》在曆史思想上的唯物主義傾向，對後來的史學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在“二十四史”中，也有一些明顯地宣揚“天命”的皇朝史，但它們畢竟都是著眼於寫人在曆史中的活動：其稱說“天命”，固然有真誠的，但不少都屬於官樣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