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與“勢”這兩個概念，在中國古代曆史觀念也是很重要的。《周易·彖上·賁》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表明“時”與“天文”有關。這裏說的“時”，當是四季時序之意。《周易·彖下·恒》稱：“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意謂“四時”之“時”的變動性、恒久性及其對於天地萬物的意義。《周易·彖下·革》又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這是把“時”與人事聯係起來，指出“時”對於後者的重要。《周易·彖下·豐》又說：“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這是進一步說明“時”對於人事的重要。史學家吸取了《周易》關於“時”的觀念，並運用於曆史撰述、曆史解釋之中。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稱：“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他很看重人的活動與“時”的關係，意在讚頌那些“不失時”的曆史人物。魏徵主編《隋書》並作史論，稱讚隋初開國功臣李圓通、來護兒等人時指出：“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誌哉！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27]這就是說，傑出人物的出現，除了自身的條件外，“遇其時”乃是重要的客觀條件。這些都表明，中國古代史學家在評論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時，十分關心具體的曆史時機。
“勢”，是司馬遷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司馬遷在解釋事物變化原因時寫道：“無異故雲，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28]司馬遷論範雎、蔡澤際遇與成就的變化，認為“固強弱之勢異也”[29]。他說的“事勢”“勢”是指事物的狀態和形勢，即考察曆史時，不能不著眼於一定的社會環境，從而得到合理的說明。從“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來看，司馬遷認為“事勢”“勢”不是靜止的，而是運動的，其中自也包含趨勢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