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端臨撰《文獻通考》的指導思想
杜佑《通典》巨製，大為後人欽慕。宋時已有學人續作，因平庸而不傳於世。真正繼承和發展了《通典》撰述規模的，是馬端臨的《文獻通考》。
馬端臨（約1254—約1323）[1]，字貴與，饒州樂平（今屬江西）人。他有良好的家學傳統，其父馬廷鸞在宋理宗、度宗二朝屢任史職，並於鹹淳五年（1269年）進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不久歸鄉裏，以著述、課子自娛。馬端臨早年學習朱子之學，19歲時，以父蔭補承事郎。20歲時，即鹹淳九年（1273年），“漕試第一”。後因父罷歸，侍疾，不曾赴京應試。旋宋亡，不複事科舉業。
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大約始於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曆時20餘年，至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書。延祜五年（1317年）十二月，饒州路儒學教授楊某向奉旨尋訪“道行之士”的王壽衍推薦《文獻通考》一書，希望“早為轉申上司，令人繕寫成帙，校勘完備，官為鏤板，以廣其傳”。次年四月，王壽衍即將已經“謄書於楮墨”的《文獻通考》隨表上奏朝廷。泰定元年（1324年），《文獻通考》刊印於杭州西湖書院，正式麵世。[2]《文獻通考》自始撰至刊印，曆元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六朝，首尾約40年。
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有明確的史學思想作為指導。其要旨大致有三條。第一，是主張“會通因仍之道”。他認為：“《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製，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3]他說的“會通因仍之道”，至少包含兩個方麵：一是“理亂興衰”，二是“典章經製”。從這一認識出發，他十分推崇《資治通鑒》和《通典》二書。他指出：“司馬溫公作《通鑒》，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鹹在。”這是前一個方麵的“會通因仍之道”。他又指出：杜佑“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這是後一個方麵的“會通因仍之道”。他進而認為，這兩部書並不是盡善盡美的：司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製。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馬端臨史學思想的高明之處，是能夠實事求是地看待《通鑒》和《通典》所承擔的任務及所產生的曆史條件。所謂“著述自有體要”，所謂“時有古今，述有詳略”，稱得上是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