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從過去到現在和未來的傳承(第一卷)

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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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我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北京師範大學,就讀於曆史係本科。1964年本科畢業的同時考取了本係研究生,師從白壽彝先生攻讀中國史學史專業,並於1967年畢業。在隨後的十幾年中,我離開母校到外地執教。1981年5月,我回到闊別許久的母校,跟隨白壽彝先生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工作。先生已經辭世,但他的學術研究成果長在。

回想起來,在過往的歲月中,有四十多個年頭,我都生活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懷抱之中。老師、同學、同事,還有許多學生,都曾給予我教育、鼓勵和幫助,令我始終心存熱情和動力,不曾冷卻和減退。此時我想到的這些,是因為即將出版的這部文集,在很大意義上是我對學校的匯報,對老師、同學、同事和學生們的匯報,對學術界朋友們的匯報,同時也是對我自己的一次學術總結。在這篇序文中,我想著重講講我對中國史學史認識和探索的發展過程。

從理論上講,我的專業始於1964年大學畢業步入研究生學習的階段。但實際上,我的學術生命當始於改革開放的年代。1978年,當我在《吉林大學學報》上發表第一篇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習作《唐代史學和唐代政治》時,那種激動的心情,我想隻有生活在那個年代的學術工作者,才有真切的感受。

我的治史之路,就是從這裏起步的,而落腳點就是唐代史學。

我從1973年起講授中國古代史,而對唐代曆史關注更多一些。1977年,在白壽彝先生的鼓勵下,我決定回到中國史學史這個研究領域。經過再三考慮,我把唐代史學作為起步階段的研究對象。具體的研究方法包含三個步驟:第一是作“唐代史學編年”,目的是了解唐代史學發展的梗概,而其間意外的收獲是積累了二三十個問題;第二是撰寫專題論文或短評、劄記,這是“學步”的過程;第三是對唐代史學做整體性把握並寫出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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